读 吴建民的 “ 来一场生活方式革命”

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五日 “亚洲时报”转载了吴建民的 “ 来一场生活方式革命”,谈我们现在应当如何生活.吴氏认为 “今天的世界正处在三大革命的前夜：新能源革命、新产业革命和新的生活方式革命”,而 “会出现一场新的生活方式革命”的 “道理很简单，这是因为一大批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崛起，他们的人口占到世界人口的一半。而目前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全球范围内看，大体是西方创造的。这种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浪费的资源太多了”。

我相信,很少人会反对吴氏的这一说法.几年前,人类的消费,已经到达了地球的极限.人类消耗的资源,已超过地球循环能力的四分之一.换句话说, 人类这寄生虫,已在朝着杀害母体的路上走.现在亚洲人的平均消费,远远比不上欧美人.如果亚洲人的人均消费,追上了欧美人的话,全人类的资源总消费量,会大大的超过地球的负担能力.我们如果不来一场生活方式的革命,减低资源的耗费,我们子孙后代大概会没命,除非科技能突飞猛进到能在地球有能力负担的情况下,制造我们所需的大部分消费品,包括能源与粮食和维持适合人类居住的地球环境.

说人类是寄生虫,许多人也许不同意.寄生虫有个特点,就是它须寄生在一个母体上,离开母体,它就不能生存了.试问人类目前能够离开地球而生存吗?如果不能,人类就是地球的寄生虫. 因为”寄生虫”是个贬词,我们不喜欢,不肯自认为寄生虫.恰恰就是这种心态,害了我们,使我们为了生活,肆意掠夺地球,破坏地球,而没有警觉到,破坏地球,是在绝我们子孙的路.如果我们肯自认是寄生虫,我们对地球,会有新的认识,新的态度,我们会进而爱护地球,如寄生虫一样对待母体,我们在地球上,或许还有未来,还有希望.

　　吴氏提到”北京的堵车现象”，说 “今天北京堵车可能是全世界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并问 “这难道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吗?” 比起北京,亚庇是个小城镇;亚庇的堵车情况,也令人担忧.亚庇的堵车,是城市设计和市民生活方式的亲生儿,但是我们把他当弃婴.弃婴会变成野孩子,变成流氓,那时,我们会生活在他的阴影里.我们也应该问 :” 这难道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吗？”

　吴氏提出的革命方案是 “我们的生活方式应当争取做到“三有利”：有利于保护环境，有利于他人，有利于子孙后代。如果做不到三有利的话，至少要做到三不损害。” 在文章的结尾,吴氏语重心长地说, “转变生活方式，人人有责。我们必须选择一种不损害环境、不损害他人、不损害子孙后代的生活方式。这个要求并不高，是可以做到的。”

“有利于保护环境” 就是我们熟悉的”environmental friendly”. 沙巴环保前辈,大约在三十年前,就已开始大声呐喊,但听者渺渺;十几年前,在丹麦政府的资助下,亚庇市政局/厅,推动了好几项有利环境的工程,包括垃圾回收,垃圾再循环,泊车管理,使用购物袋,少用塑胶袋,无垃圾活动, 可持续发展…等等,但支持率不高. 亚庇市政厅还计划了 “无车日”,但市长在评估了市民的反应后,终于放弃了这个计划.有趣的是:同一年,曼谷举办了这一活动,首相还骑了脚踏车招摇过市.是因为曼谷堵车情况比亚庇恶劣? 还是曼谷市民比亚庇市民更具有利环境意识? 还是 “民意”和 “民主”战胜了市长的前瞻性? 无论如何,我们却因此而朝破坏母体更多走了一步. 今天的情况,在环保意识上,已有进步. 垃圾再循环,制造酵素, 少用塑胶袋…也比较普遍的被接受.尤其是年轻人,环保意识尤其高涨. 但交通和泊车,则情况越来越恶化.

“有利于他人”说来动听,做起来会比较难. 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 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基因的本能,我们要做到这点,必须控制基因的本能.根据进化论者的说法,基因的第一个本能是传种,第二是生存. 为了生存,生物体有时要损人,有时要利人.只有在利人时是利己的,才符合基因生存的本能.利人而不利己,就不合基因的生存本能.人类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於他有能力克服基因的本能.但这种控制,需要通过教育来促成.要达到 “有利他人”,必先要加强教育. 在这方面,亚洲人也许会比欧美人容易做到.在大部分亚洲人的基因里,一个控制脑细胞的基因,造成这部分亚洲人重集体利益多于个人独立.这一脑构造与功能,会令这些亚洲人更容易接受 “有利于他人”的生活方式的教育.

“有利于子孙后代”. 上面说过, 基因的第一个本能是传种.有利于子孙后代,符合基因的第一个本能,这一方式,只要有人大力推动,实践起来,应该不会太难吧? “可持续发展”,这一欧美人首先提出的概念,其实说的就是 “无害于子孙后代,”只要从他的消极面,转到积极面, 就是 “有利于子孙后代”了.


个人认为,我们应该先大力推动第一项和第三项,因为阻力会较小.然后在这两项的成功基础上,以他们为理由之一,来推动第二项,这样,可能会比较容易落实,因为这样做,会减少不合基因本能的阻力.

二零零八年的金融危机的后遗症,造成这几年的经济不振,失业率高攀; 今年的恶劣气候,可能造成粮食恐慌,这种刺激,受害人当会意识到,我们已不可能维持欧美现在的生活方式和水准,是时候停止做美国梦,重新评估我们的生活方式,选择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重新评估古代东方的智慧“各取所需”的现代意义.

邱

东西方人对独立与相互依存的文化取向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实验室的博士后研究员(2005 至2010)鲍德温 瓦伊(Baldwin Way)，最近发现了东方人与西方人后裔的一个影响他们的大脑功能的关键性的遗传差异;引起了一系列的后续研究。瓦伊复审了基因控制大脑的血清胺(serotonin)系统的过去研究,发现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后裔在血清胺转运体基因（5 - HTTLPR）调控区显示差异分布变化。根据不同的两个等位基因组合形式，5- HTTLPR基因的型类有三种，可以简写为短-短，长-短和长-长型类。他发现三分之二的东亚人拥有短-短型类，只有五分之一的美国人和西欧人拥有它。这种差异出现在多个研究中,是个巨大的，高度可靠的差异.

血清胺系统，尤其是这个基因，关系到社群情绪的敏感性。例如，在一项研究中，拥有短-短型类的儿童被证明患抑郁症的风险较高，但只是当他们缺乏社群支持的时候;而拥有长-短和长-长基因型类者患抑郁症的风险则不受社群支持的影响。另一项研究发现，生长在缺乏支持的家庭, 拥有短-短基因型类的个人倶有最大的忧郁症状,而生长在充满支持的家庭里,拥有短-短基因型类的个人,具有最少的抑郁症症状,而拥有长-短和长-长基因型类的个人则居其中，无论他们的家庭富于支持与否。这些结果表明，拥有短-短5 - HTTLPR基因型类的人更依赖社会环境的质量，而这些人很可能对一般的社会环境更为敏感。

在“符号物种：语言和脑的共同进化（1998）“ 里，迪肯(Terrence William Deacon)认为，语言是因应大脑的结构和功能而进化（和继续进化）,而不是大脑因应语言而进化。他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表明，语言的进化比大脑更迅速和容易，而语言一代又一代的进化，几乎总是使两三岁的孩子愈来愈容易学习。

迪肯学说可以写作：伟大概念具有影响力和持久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契合于人脑的结构和功能。

根据迪肯学说(Deacon doctrine)，普遍拥有短-短5 - HTTLPR基因的东亚裔人士暗示，他们可能拥有那种令他们倾向于相互依存的神经化学，并在该地区建立起一个这样的文化价值或持久的伟大概念. 如果你的幸福往往是依赖于他人如何对待你，那么你一定会较喜欢一种鼓励他人以你的幸福为优先的文化。与此相反，在西方.这种基因类型的相对缺乏,导致人们倾向于创造一种注重独立和个人成就的文化。

迪肯和瓦伊的学说,还很年轻,还需要经过考验.但我们可以这么说,他们的学说,为大部分东方人在群己关系中,重群体利益多于个体利益,而大多数西方人,则重个人独立与个人成就,提供了脑神经层次上的解说.

这种差异,应该看作是相对的.就是说,大部分的东方人比大部分的西方人更侧重群体利益,而大部分的西方人比大部分的东方人更侧重个人独立与个人成就.用这一观点来观察和解释许多东西文化上的差异,倒是很有趣的.

一些西方政客和谋略家,大力向全世界推销他们版本的民主与自由,而在前苏联的成功和在亚洲的失败,大概就是因为东西方人这个基因的差异吧?.东方人版本的民主,看来要建立 “个人利益,建立在群体利益”的基础上,而不是个人独立与成就的基础上,才符合东方文化,符合大部分东方人的脑神经结构和功能.

邱转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