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送嫂的项链

阿送嫂是个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没有职业、丈夫是个受薪文员、育有一男二女，一个念中学，两个念小学。和许多普通家庭主妇一样，她的日常生活很规律化：早上五点钟丈夫还在打鼻鼾时，她就要不情愿地一听到闹钟响就爬出温暖的被窝，迷迷糊糊地揿息闹钟，冲出房门，冲入厕所，迷迷糊糊地解决了大小二便，又冲向子女的睡房，连推带骂，把三个孩子弄醒，又半迷糊地冲向厨房，把临睡前已装满了水的电水壶的开关开了，再把冰箱拉开，任由冷气迎面冲来。拿出牛奶以及其他早餐食物，准备给孩子和丈夫做早餐。经冰箱冷气一冲，阿送嫂清醒多了。叹息一声，心想如此辛苦，到底为啥？好友苏珊这时正在温暖的被窝里熟睡呢？命！

早餐弄好了；二女儿换好校服，端端正正坐在饭桌上等妈妈把早餐送上来；大儿子正在厕所里高歌；小女儿还不见影子。“又在赖床”，心念一动，气往上升，阿送嫂用力咬了下唇，一个箭步，冲入女儿房里，一手掀开小女儿的被，一手往她大腿一刮，大喊一声：“还不快起来！又要迟到了！”

打点了儿女乘学生车上了学，已经六点半了。现在轮到丈夫了。把他叫醒、提醒他怎样配搭衣服、陪他吃早点、送他出门。等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她把整个人放松，像堆烂泥摊在六百元一套的沙发上，深深地吸着烟，然后扫地、洗衣、看报，尤其是娱乐版和八卦新闻，一字不漏地看。星期一到星期五，天天如此。把报纸看到没有可看的东西时，壁上的挂钟，刚刚指着一点，正是做午饭的时候。

下午四点，每逢星期一、三、五，苏珊准时来接阿送嫂去买菜、买肉和其他的日用品。苏珊是阿送嫂的中学时的好朋友。两人的感情，二十年不变。虽然苏珊长得比她美，嫁个小老板，家里有佣人，不必做许多阿送嫂要亲手做的杂务家务，但她和苏珊却一直一齐去买日用品，大家交换消息和意见，大家都有比赛谁知道更多花边新闻的心。阿送嫂是那种你在人丛中看过她一眼，当下一刻她融入人丛中又从人丛中出现在你眼前时，你已忘了上一刻曾经看过她的那样的普通容貌的人。苏珊则不同。只要你看过她一眼，在百人中，你还是可以很容易认出她来的。这大概就是一个嫁老板一个嫁文员而友情如故的理由之一吧？

中年女人，生得美也好，普通也好，爱美不但是天性，也是文化。大男人你不要以为“女为悦己者容”。她们是为自己而美容，是为和别的女人赛美而美容，是给众人，包刮女人看的。看了可以欣赏，比较，但不可以品头论足，更不可以注目而视。阿送嫂和苏珊，家庭贫富相差很大，但装扮服饰，表面上看去，没什么差别，外行人是看不出来的，只有内行人才知道，苏珊穿的，戴的，都是名牌，而阿送嫂穿的、戴的，却是“冒牌货”，价格相差很大。冒牌归冒牌，大都可以假乱真。今天科技发达，许多人，都在这个节骨眼上下工夫，以求生活。所以，真真假假，常人实在很难分辨。

话说有一天，苏珊生病，不能和阿送嫂一齐去买菜。阿送嫂只好一个人乘小巴到新布兰桥边的小摊上去买鲜鱼。当阿送嫂步过新布兰桥时，突然面前人影一闪，阿送嫂颈上一阵疼痛，正要喊什么时，眼前一名大汉，已奔离十步以外。整整花了十秒钟，阿送嫂才搞清楚发生甚麽事，但为了怕把事闹大，她定一定神，硬把喊到喉咙边的话吞回去，把跨出的一步刹住。退一步想，反正项链是假的，不值钱，给抢了就算了。明天花二十元，我又可以买条更新式、入时的。

两天后，阿送嫂和苏珊又来到新布兰，二人正步过石桥，不意前面突然多了一条人影，在阿送嫂脸上“左右开弓”，热辣辣地括了两巴，并狠狠地骂了一声：“操你娘的，没钱别学人装美，戴假货，害得老子冒险费力！”大力地往地上吐了口痰，加上一句：“你可知道，给警察抓到可要坐牢的。”骂完扬长而去。几个路人，匆促中只作壁上观，且多少带点“自扫门前雪”的心态；而阿送嫂，却捂着被刮的脸，楞在那儿好一会。

这是阿送嫂这几年来平凡、规律化的生活中唯一突出的事件。

隽野 2003年三月
(注: 此篇曾于2003年7月寄给为他主编的＂沙巴文荟＂索稿的李瑞青先生）

堵车传奇

某星期四下午三时正。晴

吉隆坡某高速公路上交通情况正常，车辆流动通畅。阿奇很无聊,女朋友出差去了，和她通了电话，她说她正在公干，约他四点半再通电话。老友阿定和女朋友喝着下午茶，他不愿意做电灯泡。好无聊呀，干点什么来消磨这一个半小时呢？天气晴朗，但可视度却不及一公里。工厂汽车喷出的烟，迷漫着晴空，一片灰蒙蒙的，好闷呀！
信步走下阶梯，望见公路旁的一棵十来米高的乔木，树下阴凉，正好避暑，阿奇加快脚步，来到树下，抬头望着树梢，树梢外是高架公路的一角，高架公路上车来车往，噪音黑烟，阵阵压下，令人窒息。阿奇心里更烦。“这些车，讨厌。”

一个奇想突然在心头闪动。阿奇笑了，诡异地笑了。他有了一个主意，一个计划，一个他马上要执行的计划。于是他走向公路旁，站定了，抬头定定地望向天空，一动也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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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下午三时十分

同一条公路上，离阿奇傻站的地方约一公里，姆都、新强乘着阿末的车，进入长龙的尾巴。
“奇怪，这个时候堵车！“ 阿末一面踩车制，一面咕滴。
“我们要迟到了！” 姆都先摆好阵脚。
“又不是繁忙时间, 又没下雨，前面一定是发生了车祸。” 新强对什么都有合情合理的解释。
“有时发生意外的车并没挡在路上，也会引起堵车。”
“这都是因为大家好奇，每个司机慢下车来望一望，每架车慢5 秒钟，12架车就慢了一分钟， 360 架车就要慢半个小时了。”
“叫你们提早半小时，你们偏不听，现在好了，我们一定会迟到。”
“我们已提早了十五分钟。一般上是够的。”
“我不能再提早，我的顾客刚离开，我就冲着下来赶车。”
“早知我自己驾车去。”
“哎呀，你一架，我一架，他一架，到了目的地，也找不到停车位呀！何况，在大城市，各自驾车入城也会增加公路拥挤呀！”
“可惜轻快铁没发展到我们这一区，要不然，我们就不必给胶着在这里了。”
“其实我们倒是可以乘巴士去的。”
“巴士？又脏，又挤，又不安全，不要搞我了。这里的巴士公司，不知搞什么，总不能改善他们的服务。外国就不同。。。”
“巴士收费低，公司几乎要亏本，你叫他们如何改善服务？”
“车票可以起价呀。”
“车票起价等于把更多顾客赶走。乘客也会嘈闹向政客投诉，公司会受到攻击。大家都不敢动，不敢改革。”
“改革总是痛苦的。”
“不改革等于等死。”
“但大多数人并没理解到这一点。”
“有些理解了，却不愿自己付出代价。他们多想等别人付出代价，然后坐享成果。”
“政府只会收税，不会把路加宽，路加宽了不就行了吗？”
“私家车增加太快了，一年 6％， 12 年就翻一翻了。政府可没这么多钱把路加宽一倍。而且，不是所有的纳税人都有私家车。”
“所以还过路费是合理的。用者付钱”
“汽车排出二氧化碳，不单污染空气，还要使地球温暖化，所造成的长期灾害，以后我们的子孙，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有个办法，可以无痛地解决这问题。”
“什么办法？”
“由政府出钱聘用专家来经营巴士公司，车票慢慢小幅度增加，改善行车的频率，车辆的安全。。。。”
“政府哪来这么多钱？”
“大部分人使用公车时，私家车的数量可能会减少或增加得慢。这样，公路系统，就不必这么快扩建。少建或迟建一个 立交桥，可省6千万至三亿元。这笔钱，正可以用来改善巴士服务。”
“这倒不失为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你应该向政府建议。”

。。。。。。

三人在车里热烈地讨论着，不觉已过了 10 分钟，而车还前进不到半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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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下午三时20分

区交警值班警曹的电话响了六下，阿里才慢条斯理地拿起听筒。“哈罗 。。。” 懒洋洋地把尾音拉得长长。根据他的经验，这时的电话，多是打来闲聊的，不必急于接听。
“我是用手提电话向你报告 x 路 y 段堵车堵得很厉害，我已搁了20 分钟，这条龙已有五公里长了。”
“报大数，这是什么时候， x 路 y 段 哪会堵车? 是不是来捣蛋的呢？” 阿里心里这么想，嘴巴却说：“你知不知道驾车讲电话是犯法的？”对方把电话挂断。“果然是捣蛋的。”话未说完，另一个电话响了。“ x路y段堵车堵了15分钟，请你派人来处理吧。”
“又一个？”阿里 想，“报上你的身份证号码。。”话未说完，对方传来一句“ 你去死吧.” 按断了。老经验的阿里,管用的桥段多的是。
另一个电话又响起，又是x路y段，这回来电的是个女的，连姓名，身份证，地址都报上了，阿里不得不相信，不得不处理了。他报告给上司，上司马上致电给在附近巡逻的达希,叫他转过去看看。达希三分钟就来到现场，经过阿末的车，向前行两分钟，来到阿奇站的地方，眼见前面已无塞车，就停下来看个究竟。

凭他的经验，他圜看四周一眼，心里就明白是什么一回事了。于是走向阿奇，拍拍他的肩膀，说：兄弟，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我在等人。”阿奇有点心慌，强作镇定回答。
“装蒜，少和老子来这套。”达希 心里这么想，脸上却绽开一个笑容，把阿奇推一推：“到树下去等吧，别傻望着天，太阳会晒坏你的眼睛。”

“笨蛋！我不望天，车怎会慢下来？但我已玩够了，也该乘机歇歇了” 阿奇心里这么想，嘴巴却说：“好吧，谢谢，再见。”

“幸亏你还识相，否则老子可要拉你回警局。” 达希心里这么想，嘴巴却说：“以后别在大太阳下太靠近公路站，晒晕倒了，怕会出车祸，记得呀！再见。”

三分钟后，阿末的车驶过达希身旁，看见达希正跨上摩多车，而附近树荫下，站着一位青年，车龙已散了，路上路旁，都没有车祸的痕迹。大家心里都起了一个疑问：“到底为何刚才会堵车呢？”




隽野 2003

语言的功用

Irving Copi 于 1961 年二版的“逻辑入门”（ Introduction to Logic）第二章，概说了语言之功用. 译者觉得此文今日读来，还很精彩、适用, 对一般读者在日常生活的沟通上，很有益处，所以决定把它节译出来，以期读者消化后，可以应用它来减少因沟通失误而产生的许多误会。译者相信，人与人之间的许多困难与问题，都源于沟通失误。若此失误减少了，这种困难与问题，也就跟着减少了。译者



语言的三种基本功用

语言既奥妙又复杂，而人们却常忽视它的多重用法。
对语言的适当使用抱狭隘观点的人，常投诉说语言在社交上常被“浪费”。“讲了一大堆，却什么也没说着。”总括了这类批评。常听人说“某人见面总问我好吗；简直是虚伪，他才不关心我到底怎样！”这类评语泄露了说者不明了语言的复杂用途。他不明白人家问“你好吗？”只是友善的招呼，不是要求他作健康情况报告。

英哲柏克莱曾说过，“不像一般人所以为的，传递意思(ideas)不是主要更不是唯一的语言目的。语言还有其他目的，如引发情感，激发或防止行动，支配人心。而常常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之辅助，有时是略而不用的。”

更近期的一些哲学家更详细地论说了语言的许多不同用途。在“哲学研究” (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中，维根斯坦坚持：语言、符号、文字和句子，有无数种不同的用法。维根斯坦提出了以下的例子：发号施令，形容物相或提供它的尺寸，报告事件，推度，造作和检验命题，以图表提呈实验报告，虚拟故事，做戏，唱几段歌，猜谜，说笑话，解答数学难题，翻译，询问，致谢，诅咒，招呼，祈祷。

为了方便处理，我们可以把这许多不同的语言用法归为三大类。这语言功用的三分法，的确是一种简化，但它不致于是过分的简化。许多逻辑学家和语文学家，都认为这三分法很有用。

第一个功用是传递信息。一般来说，传递信息是以肯定或否定一个命题来达成。在这里，信息包括正确和不正确的信息，正确和不正确的争论。这种语文，是用来形容和讨论这个世界的。至于采用的事实重要与否、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那就无关痛痒了。

除此之外，还有另两类语言的功用：表达与指令。科学是语言传递信息的最明显的例子，诗词则是语言表达功用的最佳代表。伯恩的诗句

哦，我的爱正如六月
新绽的深红玫瑰；
哦，我的爱恰似一首
甜美和谐的歌曲！
（O my Luve’s like a red, red rose
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
O my Luve’s like the melodie
That’s sweetly play’d in tune!)

铁定不是要告诉我们这世界的事件或理论。诗人所关心的，不是知识而是感受和态度。这段文字，不是为报告信息而作，而是为表达诗人的深切的感情而作，以引起读者的共鸣。语言用以发泄或引起感触和感情时，即发挥了语言的表达功用。
不是所有的表达语言都是诗歌。我们以“太不幸了”来表达悲苦，“哗！”来表达热忱。爱侣以低徊的“达令”或“哦，宝贝”来表达幽情。这类语言的用法，不是在传递信息，而是在表达感情、感受或态度。这类语言，无分真假。若以真假、对错的标准来看待像诗词一类的表达语言，就要误解其意而失去它的价值了。


表达可分为二部。当一个人自责时，写诗自娱时，独自祈祷时，他的语言，是用来表达他自己的态度，而不会引起他人的共鸣。另一方面，当一个演说家不是为了促使听众有所行动，而是为了要听众分享他的热忱而激励他们时、当爱侣以诗样的词句追求他的所爱时、当拉拉队为他们的队伍加油时，他们所用的语言，不只是表达了他们自己的态度，而是要在听者心中引发同样的态度。因此，表达的语言，是用以表达说者的态度，或引发听者产生某种态度。当然，有时二者兼而有之。

语言用来引起或防止某种明显的行动时，即是起了指令功用。最明显的指令功用是命令和要求。母亲叫孩子饭前洗手时，她无意传递任何信息或表达和引发任何感情。她说话的目的，是要收到某种行动的效果。提问一般上是要求答复，因此也列入指令类。命令和要求的分别非常微细，因为差不多所有的命令词句都可以加上一个“请”字或适当地改变声调和表情而变成要求。

命令式的指令语言，不分真或假。“把窗关上”这命令，在任何意义上，都与逻辑上的真假沾不上边。命令被服从与否，并不决定它的逻辑真假值，因为它是没有真假值的。我们可以不同意这命令被服从了没有，应该不应该被服从，但我们从来没有不同意命令的真假，因为它的值是既非真，亦非假的。至于命令语句的合理性或恰当性，则与传递信息语言的真假性类似。曾经有人尝试发展一套“命令的逻辑”，唯至今还欠缺有系统的研究工作。(译者注：那是指60年代而言)

言谈的多元功用

上述三类语言的基本功用，是纯粹的标本。这个三分法很有启发性和价值，但我们不可以刻板地使用它们，因为在任何一般沟通之中，都或多或少例示了两三种功能同时并用。譬如诗词，它的主要功用是表达，但它可能寓有教育意义，且实际上促使读者采用某一生活方式及传达某种信息。另一方面，布道主要是指令式的，目的是促成听众采取某些恰当的行动，但它也可以表达或激发某种情绪，以达致语言的表达功用；也可以包括一些信息，传达一些实质资料。一部科学经典，虽以信息为主，也可以表达作者的热忱，达到语言的表达功用，也可以，至少是间接地，应用语言的指令功用，促使读者求证作者结论的对错。大部分平常语言的用法，都把多种功能混合在一起。

语言出现混合或多元功用时，并不是总是因为说者的混淆。那是因为有效的沟通需要多种语言功能并用。我们之间，只有少数人是父子或雇主与雇工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之外，我们不能期望只要发出命令就会被遵守。因此，使用策略(indirection)是必要的。赤裸裸的命令会引起敌对和愤懑而注定要失败。一般上，纯粹的命令，不能促成行动；要促成行动，有需要使用较高超的刺激手段。
促成行动，有很复杂的因素。其中包括欲望和信念。一个想吃的人不会动他的碟中物，除非他相信那是食物。同时，就算他相信那是食物，他也不会吃它，除非他有要吃的欲望。这种欲望，属于前说的态度。

因此，激发某种态度并传达有关信息，可能足以促成某种行动。假设你的听众是慈善的，只要你告诉他们捐助某一机构可以达到为善的目的，他们就会乐捐。在这个例子里，你的语言，最终是指令式的，因为它的使用是为促成行动。但在这种情况下，传达信息远较赤裸裸的命令有效。又假设你的听众已知捐献给该机构会达致为善目的，你也还是不可以单用命令就能期望成功；你若先引发他们的适当感情，成功希望更大。这种语言，是表达的语言。因此，你的语言，具有混合功用，包括表达与指令。又如果你的听众既不慈善，又不相信你的机构是慈善的，那你就必须使用传递信息又表达感受的语言了。在这例子中，语言的三种功用全用上了。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必要如此才能达到成功的沟通。



希启节译，2003年5月

忆父亲

父亲于 1990 年 12月14日去世至今，已十二年余了。每次看到内厅墙上他的遗照，都觉得他犹在人间。他的音容，犹深印在我的记忆里。我并不觉得他已远离我们而去。人的记忆，就是这么奇妙。
父亲于清宣统元年，即 1909 年生于广东省潮安县长美乡。我的三弟四弟，就是以乡名来取名的。其实长美乃是“长尾”的美化了的谐音。父亲是老幺，上有大二三姐和四五哥。但我的堂兄弟都称他为三叔，是因为排行时没把姑姑算在内。父亲12岁那年 (他说十三岁，是中国人的传统计算法 )和两个哥哥随我祖母来南洋北婆罗州斗湖。我祖父好象是先他们而来的，而我的三个姑姑，那时大概已出嫁了，留在乡下，没有出来。父亲老年也常通过第三者和我的一个姑姑通信。我这位姑姑很想念他，他也常惦念着她，但每次她约他回乡见面，他总不想去。结果，毛泽东去世那年，与毛同龄的这位姑姑，父亲最后生存的兄姐，也去世了。我二伯二十多岁未婚早逝，我大伯也于五十多岁时就去世了，父亲比祖母长寿，祖母活到八十岁，父亲去世时，已八十一岁了。
父亲只受过一年半的私塾教育，没上过现代学校，但因为天生聪颖，他自习中文，到了可以阅报的程度。他一生主要以务农为生。于 1923 年左右在“灯楼” ( Tinagat )种了十七多英亩的椰子树，后来于1976年，又于椰树下加种了可可以增加收入。在非常时期，在椰园未有出产时，他当过渔夫、也当过日本人大型树胶园的植树工人和工头。我出世那年，或下一年，因为“灯楼”是军事要塞，日本军把这一区的人都赶走了，我们一家，和我堂叔义保叔和一家同宗的比我高三辈的佑存老祖叔，搬到“犀牛港”( Membalua ) 开辟原始森林，种稻和其他农作物以及打猎、捕鱼为生。那一年多的时间，这三家人，和其他许多同时期的斗湖人一样，要自给自足，完全没有和外界贸易的机会。早期还可以下海捕鱼，后来战事紧了，日本军禁止人民出海。种植农作物和打猎，可以糊口。最大的难题，是药物缺乏，维他命B 缺乏，许多人患脚气病、脚溃烂，也有不少人因病致死。
在山打根、斗湖、亚庇这三个潮州人较多的城县里，大部分的潮州人都是经商的。父亲是稀少的例外，和许许多多的客家人一样－务农为生。经商风险大，但大部分的潮籍商人，都很成功，收入都比务农的人高得多。因此，我父母都很羡慕商人。他们自己很老实，没经商的经验和本领、本钱，却希望我们兄弟从商。在他们的心目中，务农是没出息的，唯有经商，才会赚多钱。我家有几位经商的亲戚，他们的收入都很好。他们是我父母经商赚钱的活证据。我大哥首当其冲。他一离开学校，我父母就安排他到“永盛”去做学徒，学习经商。后来又去了“沈华成”。这些都是潮藉友人的商店，我父母的意思，是要我哥哥去学习经商赚钱之正途。可是我大哥自小的志愿和兴趣，却不在经商，也不是务农，而是做个机械师。他后来终于离开“沈华成”，做“的士”司机。这和做机械师就比较接近了，但后来他发觉整天驾车好辛苦，改行做汽车保养vehicle servicing。严格地说，这不算是做机械师，但总算是同行了。我哥哥终于没入行经商，我当一生公务员，我三弟四弟也打工一生，我妹妹和妹夫曾经经过商，但不成功，只有我小弟，学的是农科，却改行经商。他是我父母唯一从商有成的儿子。
我自小喜爱文学，念中学时，我的零用钱，几乎都进了书店。父亲对此，有句名言，是要懂得潮语才会欣赏其妙处的。他说：“儿呀，你都把“纸字”变成了“字纸”了。“字纸”是有字的纸，指书；“纸字”是潮语钞票之意。
我念完高中，接受苏子升老师的指导，报名念中六，希望能得到奖学金，出国留学。而父亲之意，是要我就业，帮他培养五位弟妹。我当时不愿意，颇苦恼，虽有助学金，却不足用，只好在课余和假期做家庭教师，赚钱来补不足之数。我父母则要撑多五六年，我到大学毕业后，才能在经济上帮助他们。那时，我五弟已因病去世，我三弟四弟也离校投身社会了。只有我妹妹和小弟还在求学，我父母的担子也自此较轻了。
单靠卖椰干的收入是有限的。在60年代，一个月只有二百元左右的收入，生活很困难。我哥哥和三弟曾经建议在椰树下加种可可树，父亲开始不答应，担心会伤害到椰树。这些椰树，是他亲手种的，他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要砍他的椰树，何异于伤害他的子女呢？到了1975年，邻家开始在椰园加种可可，生长得很不错。父亲自以为我们的土地贫瘠，其实这是他的偏见。 Tinagat的土壤，属Brantian formation, 是中等肥沃的农业土壤，很适于种植可可。父亲看到邻居的情况不错，可可苗长得很好，椰子也没受伤，再加上邻居是 BAL 大垦殖公司的高级职员，父亲对他的农业知识有信心，于是，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先在住家附近试种几棵可可。我建议他不要刻意施肥，但他却没照做，他特别给可可苗加肥，以致它们长得很茂盛，几个月后，就大量地种起可可来了,一共种了至少十二英亩。两年后，开始有收成，那时可可价很高，每顿六至八千元。在 80年代，可可收入成为他们的主要收入，而椰干则成为副业，收入远远落后于可可豆。他们的生活，自此真正改善，进入“小康”之境。而椰子树则因为分享了可可的肥料，也产量大增。但六十多岁的椰树，高达六、七十尺，树叶茂盛，果子累累的后果，是不少倾斜的椰树，在大风雨之夜倾倒。这之前，没人敢向我父亲提到砍椰树。这时，他自己给危树“打针“，用钻在树身钻洞，倒入油渣，使树自干而死而落叶，以减少椰树倒下压死可可树的危险。
我未上学已开始喝黑狗啤，是父亲带我喝的。另一位和我两父子喝黑啤的是拿督沈清榜的父亲祥郡老叔。我幼时偶尔看见父亲因喝醉酒而呕吐。父亲也抽烟，但没有传给我。我之不抽烟是因为我早抽烟。我念小二时，和同学到灯楼海滨远足，一位陈姓同学带了一包香烟，我抢了一支，点了，大口地抽。这一抽可好，差点把我呛死了。这个经验，印象深刻，影响深远。我一生没烟瘾，就是怕呛不敢把烟吸入肺部。父亲六十多岁戒烟。当时我已移居亚庇，没逢其盛。许多人戒烟如上战场，做作甚多，戒了又吸，吸了又戒。父亲可直截了当，把烟一丢，就戒了。由吸烟，改为喝绿茶，一点也不困难。也许是他住在山芭，家里没烟，不能闲来无事，吸支玩玩。所以就戒断了。
父亲一生没戒酒。他六十岁之后，很少出外。一般上，每月到埠上理发一次。其他时间，都在家园里，早睡早起，白天在园里劳动。他的身体很强壮。有一次，他病了，发热，去看医生。医生诊断是虐疾。我还不大相信。因为他没有冷到发抖的病徵。但医生既然这么诊断，这么配药，就让他把药吃完再说吧。吃完药，病也痊愈了。那是我第一次碰到患虐疾而不发冷的人。父亲年轻时就开始喝酒。但他没多喝，一次只喝一peg.他多喝中国酒，“诒阙斋” 是他喝得最多的。我买竹叶青给他，他也喜欢，给他喝白兰地，他也喝，茅台太浓，我喝不下，他却喝得有味。本来他只是晚饭才喝的，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大概那时已六十多岁了，他除了在晚饭时喝，午饭时也喝了。但每次还是一peg.后来，早上起身也加了一peg.本来，用小酒杯，后来，杯也不用了。就从瓶里喝，但还是一天三次，每次一 peg左右，不多。一个嗜酒的人，能做到这一点，是何等的自律呀！他老年只有喝酒喝茶听潮语广播的喜好。做儿女的，也不拂他意，尽力来满足他的嗜好了。我们还曾给他喝XO,他自然是识货的。不想他在81高龄，却两次中风而辞世了。我祖母也高龄中风，半身不遂三个月才辞世，先父却于90年12月13日辰8时多第二次中风，14日晨四时就走了，没受病魔折磨。
父亲去世时，我在亚庇。一个多月前，他到埠上去，拜访了老友拿督沈清榜，和我堂叔义保叔共进午餐。这是他二十年没做过的事。他似乎有预感。他还对母亲说，他自中国空手而来，现在子女都成家了，车子可以直驶到屋底下，他已没什么遗憾了。他又常常问母亲我为什么这么久没来看他。
12月14日，我们一家早上7点多赶到斗湖，他已去世。他的脸，是祥和的，他是带笑而去的。我一直以为他可以活到九十岁，真没想到他会去得那么快。我老家这条村有好几个老人活到九十多岁。在山芭里，空气新鲜，山芭人日日劳动，身体健康，寿命长是不奇怪的。八十岁之前去世，在这条村算是短命了。
父亲年轻时，在“灯楼”开辟山芭，养了很多狗，并以打猎野猪来提供食肉。他六十岁以后，可以说是过着隐士生活，心很静，与人不大来往，吃得很清淡，生活简单有规律，没什么烦恼。这也许是长寿的原因之一。
父亲虽没受过正规教育，但他具备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的思想。他说的话，给我们的教诲，说得虽简扑，却很有哲学意味。我是很受他这方面的影响的。
开收音机听潮语广播，听潮曲， 差不多是父亲的日课。潮语电台有限，他每天都准时收听。他的收音机，大概用了二三十年，是电晶产品之前的古董，60年代的产品，今日看来，是庞然大物，身长约两尺，高一尺，好象是荷兰产品。除了这三样嗜好之外，父亲的生活，够得上是“清心寡欲”的。他老年不与人争，不与世争，没什么要求。世态炎凉，他看透了，也安然接受了。年轻时的盛气，早已磨尽，二十多年的“隐居”，早把“世尘”自心中涤尽。临终前，他除了有高血压，身体很健壮，没什么病痛，他很满足，很平静，也认命。他常对我说，阿妈（祖母）活到八十一岁，我也差不多了。他很自豪于他母亲的长寿，而不以为自己会比她更长寿。父亲比母亲大十岁。母亲没上过学堂，不识字。父亲多少因此有点优越感。母亲又是个嫁鸡随鸡，任劳任怨的养女，一向都顺着父亲，默默地忍着，心里有压力。父亲去世后，她少了一层压力，加上有心跳病不能太过劳动，身体倒慢慢胖了起来。父亲临终的前几个月，为母亲准备洗澡的温水，还对她说对她不起，一生都没好好照顾她。
为了生活，父亲年轻时常到后山打猎。临终前，他常和母亲及弟媳提起，并说他不知最后的日子将会怎样，心里颇后悔年轻时的杀生，对报应颇恐惧。父亲不是佛教徒，这生大概也没人对他宣说佛法。他对天主教则多少有点排斥。其实，他不知什么是天主教、基督教，家里是拜关公和祖先的。不过那是我祖母和母亲的事，我父亲既不反对，也不参与，大概是祖传的，他也默许。他并不迷信。
父亲中年有个愿望，那是母亲生了五个儿子再生一个女儿时，他希望有五男二女。好象潮洲人说五男二女是大福气，所以，我母亲四十岁时，又生了我小弟。那时，我还在斗湖念初中。我们兄弟姐妹，都是在家生产，祖母或父亲接生的。我那时虽只十多岁，却亲眼看到我父亲因生多一个儿子而失望。但这个小弟，却成为我母亲的宝贝，也是我们兄弟之中，最孝顺母亲的孩子。我妹妹则一直是我父亲的掌上明珠，连出阁那天，父亲也亲口吩咐我们陪妹妹到夫家。我妹妹和她的哥哥们一样，承接了父母鲠直的遗传,也遗传了父亲的金口.在众嫂嫂间,她听了许多是是非非,却不传一是非.这是她的可爱.我们兄弟,平常相对,多默默无言,但外人是不知道,如有大事,我们是一条心的.平时生活,各有伴侣,伴侣的背景生活习惯不同,为了各自家庭,我们都各自经营各自的家庭,让孩子有个较美满的成长环境,把兄弟一心那条链藏起来,但一旦有大事,这条链会比什么都坚固.我看她们妯娌之间,也未必明白这点.孩子们更不用说了.不过,除大哥外,我们每人都只有两个子女,而他们兄妹/姐弟之间,可能也存在着同样的无形的链.
我大哥十五六岁就离家.我父亲租了拿督沈的山芭时,我和父亲两人常在此山芭工作,一起去和拿督沈的父亲喝黑啤酒.那时我念初中,人也很成熟,常和父亲讨论问题.那时我们很接近,我以一个刚发育的少年处于反叛的年龄,当然和上一辈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我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我对中国传统和革新文化,都比同龄的人知道得多,皆因为我把不少的”纸字”变成”字纸”.对父亲的看法,虽多不能同意,却能以较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去了解.因为这样，我比较了解父亲。知道他的思想并不肤浅，并不是一个只上过一年半学，大约只能看懂报纸的农人能有的。我很钦佩他的思想深遂，态度豁达。这不是一般的模仿父亲、崇拜父亲的心理。我五十岁以后，认为大部分不懂华文，只懂英文，甚至念了英文大学的华人，骨子里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看法，大概奠基于此。我多少能接受轮回之说，也与此有关。父亲今生没念过儒释道的书，前生或许有？要不然，他的朴素的儒者释家道家之风，又是如何来的？他自己怎样说出不少合于三家思想的论调? 我之喜欢哲学，也许受他影响或遗传？
潮州人传统上有三个名字，一个是出生时取的名，一个是小名，如阿猪阿狗之类，一个是书名，是上学时取的。除了妹妹和小弟，我们五兄弟都有书名。书名是按辈分取的。名字的第一个字代表我们的辈分。我祖父是金辈，父亲玉辈，我们陶辈 (看来是越来越不值钱了)。我们的下一辈是殷辈。我大哥的书名是陶忠，我的是陶正，都是父亲自己取的。一忠一正，代表了他的为人态度，他的儒家思想。
根据现在政府的定义，在60岁之前，我父亲的收入，是在贫穷线下。但如遇亲友有难，父亲总是慷慨的。有人来投靠他，不顾母亲反对，他总收留他们。有时一住整个月。他本来租拿督沈的山芭，后来却让给更有需要的朋友。有人向他借钱，他明知有去无回，也大大方方把储蓄拿出大部分来。如果真的没办法，他也会带朋友去找别的朋友，如祥郡老叔等人。母亲为此颇有烦言，但父亲总无言以对。我的物质条件比父亲好，也多少有他的遗传。朋友属下向我借钱，我虽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但很少让他们空手而去。有时明明知道他们是在讲谎话，心总硬不起来。事后就以“算是拿钱买个经验和明白一个人”来安慰自己。

2003年 11月邱记

现代歇后语

李健英，男，三十岁，是本城有名的钻石王老五。健英人如其名，长得健美英俊，而且，人很机警，手腕圆滑，21 岁大学商科毕业后，即从事直销业，几年来，银行户口已长到七位数了。他不但嘴巴甜，出手大方，对女人，不管她是十岁的小女孩，20 岁的少女，和60 岁的祖母级贵妇，都很和善，很亲切。待他有兴趣的对象，更是大方体贴。城里未婚的适婚女士，想嫁给他的不下两打，而已嫁了的，也有几人公然表示恨不相逢未嫁时。其中还有一位甚至表明随时愿为他离婚。可是健英却迟迟不结婚。他的中学同学，除了一位是抱独身主义者外，其他的都结婚了。抱独身主义者，并不是中性人，也不是怕或恨女人的男人。他身边也常有女伴。只是他的人生哲学有点偏，他说：不必为了爱喝牛奶而养只母牛。健英不同。他没抱独身主义，对女性，也没抱“玩玩”之心。他每次爱上一个女孩，都是全心全意的、专一的。但是，这专一总不能持久。好象一朵花，盛开了，就非谢不可。他很少会和一个女孩子恋上半年的。分手后，有的恨他，有的怨他，有的成了他的“兄弟”，或者他变为她们的“姐妹”，有的对他念念不忘。但没有一个会说他的坏话，包括恨他的；也没有一个能和他重拾旧欢。他一直向前，一直有新女友，一直在寻找。但到了三十岁，他还找不到他的婚伴。
他也为此烦恼过。但烦恼归烦恼，碰到漂亮的女人，不管已婚未婚，他又全心全意展开追求了。
一日，在地铁站，他从楼梯口转下来，右眼就先瞄到一位高挑身材，满身发射出智慧与艳丽之光的女孩。他很自然地以十分优美的男士风度走到她身前，使出他最得意、最万无一失的手法，向她展开攻势。从十八岁起，这是他第三次用了这绝招，而前两次，是彻底的成功。这一次，他的信心也十足。他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希望，以热忱的眼光，望着她，等待冰山的融化。女的却恰恰相反，把脸冷了下来。健英是老经验，知道凡是能冷对他的，都是惹不得的。每次他都能很得体地自找台阶下台。但这次，他的心却不受控制，还贸贸然冒出一句最不得体的下台词：“对不起，女士，我认错人，我以为是我母亲。” 听了这话，女的不怒反笑，嘴角露出一个令健英三个月后还忘不了的笑容，缓缓地说：“不可能，我已结了婚。“

健英是个脑筋转得极快的人，马上听出了弦外之音，他羞得落荒而逃，平常的仪态，已全丢在九霄云外去了。他逃到一个巨大的有一幅性感美女照片的广告牌下，才定下心来，蹲在地上，两手抱头，自言自语：好家伙，好个“不可能，我已结了婚”，居然骂我是私生子、杂种！。。。。。活该！

（隽野2003年3月）

沟通难

这是一个很老的故事，许多人都听过，我也听过几次，每次都觉得新鲜可喜。现在来转述一次，听过的读者，请不要浪费你的时间；没听过的，请你记着，以后看过我弄出来的微篇小说而觉得我“不知所谓”时，请记得这则故事，并笑一笑，以增进健康，则功德无量矣。

故事的主角阿牛哥，在山芭渡过童年、小镇念完初中，以后回老家做小生意，因为生意愈做愈大，又从山芭搬到小镇、小镇搬到亚庇来, 是一个成功的商人。阿牛哥搬来亚庇是五年前的事；那时阿牛哥已经四十岁了，但还是时时有疑惑。在亚庇，阿牛哥不再叫阿牛哥，是亚纽哥。一方面是风水，一方面是文化的考量。名一定要正，不然天天给人叫着，不好的名都成了恶咒，那可不是好玩的。而亚纽者，亚洲之枢纽也，而二十一世纪的亚洲，听说是要朝着成为世界经济之枢纽的方向走的，而亚纽正是阿牛的谐音，叫呀叫的，阿牛哥非飞黄腾达不可了。

这可不是乱说的。五年来，阿牛哥，对不起，是亚纽哥，他的财产已增加了三倍，而听说所得税却越付越少。你想知道底细吗？亚纽哥是不会告诉你的，也不会承认有这样的事。

亚纽哥不读哈佛大学讲管理的那一套，因为，第一，他不识多个英文字；第二，他对于他的经验，很有信心。他有他的一套管理学，要不他的生意怎会愈做愈大？邓小平不是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方法” 吗？他的方法之一是请客吃饭。饭吃得开心，凡事好商量。当然，他不会请我吃饭，因为我对扩大他的生意，不会作出任何贡献。他请吃饭的对象是精挑细选的，而被选中的人，在权、钱和气势上，都要比亚纽哥高一个马头。

那晚，亚纽哥约了陈老板、李师爷(律师)、黄经理和何会计七点半在食为天海鲜酒家的贵宾室吃饭。亚纽哥七点二十分正到达。李师爷七时半准时到，黄经理七点三十五分到，何会计七时四十分到。大家一面喝着啤酒，一面在等陈老板。七时四十五分陈老板还没到。亚纽哥对着他的冒牌 ROLEX瞄了一眼，喝了一大口啤酒，硬生生把喉里什么要升起的东西咽下。大家慢慢地聊、时间慢慢地过。李师爷望向他的手表的眼光，正给亚纽哥捕抓到，他不自觉地扫了他自己的手表一下：七时五十五分。他不自觉地冒出了一句：“怎么该来的还没来！”陈老板是当晚亚纽哥私底下确认的主客嘛。

话刚说完，李师爷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不满之色，喃喃地说：“哦，原来我不该来的却来了！” 于是转身离去。亚纽哥气急败坏，站了起来，想把李师爷拦住。但他坐得离房门最远，而李师爷却坐得最近。亚纽哥才拉开自己的椅子，李师爷已出了房门了。他只好坐下，叹了一口气，又喃喃地说：“唉，不该走的却走了。”
这句话给黄经理听了，好生刺耳，也站起来离去，在门口还丢下一句：“原来该走的是我！”亚纽哥摸不着头脑，望着何会计苦笑。何会计比较知道亚纽哥的为人，知道老李老黄是误会了他。他对亚纽哥的应对能力的不高明，也看到了一点。于是倚老卖老地劝亚纽哥：“老纽，你说话可得小心点嘛，不要开口就得罪人。”亚纽哥好生委屈。我哪里又得罪了他们了？他对何会计说：“我又不是说他们！”
这一说可好了，连何会计也给气走了。临走还留下一句：“原来你说的是我？我还好心劝你呢！”

亚纽哥请的客，该来的未来，不该走的都走光了。他颓废地摊在椅子上，大喊：“伙计！埋单！”

食为天海鲜酒家有个成文的规矩：用贵宾室，结账总数的底价是三百大元。亚纽哥只叫了菜，还没上菜，三瓶啤酒还没喝完，账结下来，还不到四十元。亚纽哥是熟客，柜台不敢作主，只好打电话向老板请示。亚纽哥等得不耐烦，脸渐渐转红，不知是酒精起作用还是血压上升。
(隽野 2003年三月)

First anniversary out of work

Last year on this day I wrote “first day out of work”. To a certain extent, I was plunging into an unknown after a 32 years employment full of daily routines. I have witnessed friends who enjoyed their first 6 months of retirement and ended up being bored to death after that and either sought for employment or forced themselves to accept a more or less meaningless life of waiting for death to come. I knew their problem was unable to occupy their free time and I was confident I won’t have that problem as I have hobbies that would take up all my free time. I also knew that I needed a routine and that being so, I have prepared a 6 month daily routine in my Outlook Calendar to guide me. After the first 6 months, I modified the routine for another 6 months. It worked quite well. I was following it up to about 90% of the time. I intend to keep modifying it and using it until a new unwritten routine is established for this new phase of life.

In this one year, the most notable difference in my retired life is the absence of mental stress that used to briefly ruin my mind as I got out of bed in the morning thinking I have to face this or that problem that I still have no solution. This absence makes my day more enjoyable and I found myself more looking forward to live the day.

The second obvious difference is I spent more time on physical exercise. I nearly brisk walk 45 minutes in the morning in Tun Fuad Park 5 days a week and walked up and down my staircase for 20 over minutes or do other exercise in the remaining 2 days, including Hatha Yoga. Besides, I conducted 90 minute Hatha Yoga class and 30 minutes group meditation 3 times a week in the HII Centre. With the more regular physical exercises, Hatha Yoga and meditation, which I also do almost daily, my health, despite the fact that age is catching up, has improved. I must have improved my muscles and postures that my back problem has tremendously reduced.

This morning I woke up early as usual, moved my bowel, read the 2 daily papers, have fruits as breakfast, walked up and down the stair for 30 minutes, changed 2 light bulbs, checked one garden tap, took my morning bath, made a few phone calls, including a lunch and afternoon tea appointments with old friends who remember today is my official birth day, wrote some emails, including one to the Mayor, translated one of my Master’s article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sent a letter I wrote last week to an old friend in Taiwan, attended to the Telekom technicians who came to install my modem for Broad Band internet access which can be considered my birthday present. That took up the whole morning. After the Telekom technicians have left, I left my house to have lunch and afternoon tea with my long time friends who remembered my birthday and bought me birthday cake and Durian Swiss roll. We talked about the good old happy times together, the poor world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other friends till 4 PM.

In the evening, my wife and I went to the Vegas club to have salmon dinner. We met a former DBKK colleague there who updated me on the latest human resources reshuffle in DBKK.

After dinner I came back to my computer trying to find out what Streamyx (name of the Broad Band service) can offer and what it could not do. Roughly, I found out it could not access NNTP newsgroup, worked intermittently for my Jaring email, and the download transfer rate varied from 40 to 60 Kbps. I tried to modify my email account to make it work, tried to set up a new account for Streamyx service and tried without success to change my password until after mid night.

Looking back, I followed my set routine fairly well, was somewhat behind schedule in my reading of Philosophy, read a few extra books not in my plan, wrote over 15 articles with one published in the Asia Times, visited China once, made several local trips including one to Sukau by boat from Sandakan, visited my children in West Malaysia twice, attended one retreat in Kundazang, gave 2 talks in stress management and a talk on self managed team, spoke on the Gaya Street pedestrian friendly street as a panel member in a Sabah Society public forum, gave a talk to a Rotary Club on the Silk Road tour, have morning or afternoon tea with a few old friends and talked like many other people in the coffee shops. The books I read included such topics as logic, Buddhism, world crisis and novels. Before I started reading history of Philosophy, I have to read logic and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s tools. Besides, I did more gardening, composting, bathing the poor dog that we have neglected all the time, upgraded my PC to Pentium 4(2.4GHz) with Windows XP and LCD monitor, have lunch or dinners with former colleagues from JKR and DBKK, gave some advice here and there, attended the Board of Engineer Presidential Consultative Council meeting, accepted the appointment to the Institut Sinaran Board of Governors and chairman of its Building subcommittee responsible for planning the campus while continued to head the school building subcommittee of KK High School which just embarked on a RM 2.7 million IT Centre project. Accepted an interview by a reporter to talk about my life as a civil servant and how KK should be developed. Life is still meaningful, busy but the difference from working life is it is no longer hectic.


By Hiew, 5/6/2003

施拯菊的求助信

雋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亚庇华侨日报和商报发表中学生习作．那是个青年文艺流行的时代，写作的青年很多，报纸的文艺副刊一片朝气．中学毕业后，雋野＂消失＂了．一直到２００３年，他在公职退休下来，才又发表了几篇微型小说．以后又＂失踪＂了．看来以后他再也写不出什么来了．这里选了几篇旧作，以饷老友．

尚恬夫人

我很彷徨、很无助、很烦恼、请您快快给我想个办法，解决我面对的难题。
我是个家庭主妇，育有四男一女，还要抚养丈夫和一个非法移民所生的两个男孩，而我的丈夫，牟世民，却自 1984年到现在，不再增加我的家用。我的家婆周贞芙，长住我们家，偶然才住到她女儿家去，但不久住，最多住一个月，又回来这里了。每次我吵着要丈夫增加家用，吵到大家脸红耳赤，吵到他不耐烦时，她总是站在她儿子那边，不支持我，生怕给儿子撵走似的。
夫人，我丈夫并不穷。他是个成功的商人，社会活跃分子，教育程度也不低。在80 年代，他和朋友上夜总会，给妈咪小姐的小费，是十元十元地给。我才是那个一路来到了菜市场，要五分一角地和小贩讨价还价的小家子气师奶。

1998 年，经济风暴后一年，我小叔牟居民的公司倒闭了，和他妻子及小孩也搬来同住。夫人，您别以为我家宽阔豪华。我们住的是早期的双层排屋，我们家里唯一豪华先进的，是我丈夫的书房。书房是违章加建的，设备先进，高科技，陈设舒适。其他地方都很颓败。两个“野”孩子，挤在一间不但是违章，而且是草草建成的木板小房。我的十六岁的女儿，还同他的两个小弟弟共用一房，很不方便。

我没职业；但我的工作量比大部分就业者更多。我要在家服侍十二个人！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还要常常给他们埋怨。除了女儿，没有人会自动帮我做家务。我家婆早上起得很迟，起身后一面喝着我给她冲的黑咖啡，一面把我丈夫订的报纸从头看到尾。然后出去找她的朋友，一直到晚饭前才回来。我丈夫、小叔和小婶各自上班，到晚上才回来；有时回来吃晚饭，有时不回来吃，却从来不预先交待清楚。八个孩子都上学。他们放学回来，偶然做做家课，此外，不是争看电视，听无线电收音机，玩电脑游戏，就是到厨房搜东西吃，在客厅和后院玩游戏。经几个孩子一闹，家里比战场还乱。到了傍晚，当天下因为小人儿发泄了他们过剩的精力而暂告太平时，屋里屋外，是一片凌乱－杯、碟、玩具、杂志、报纸、脏衣服、鞋、袜、胶袋、果皮、饼屑、垃圾、满地皆是，乱不忍睹。家里老少，乱丢垃圾，把家当作垃圾堆。除了我那爱做义工的女儿，没有人帮我打扫屋子和洗衣服，没人剪院子里的草，没人修花，没人拔除野草，没人通沟渠，没人修灌木丛篱笆。每次向丈夫投诉，他总是反复一句话：为什么不聘个临时工人？
夫人，我去那儿找钱来聘临工呢？丈夫一个月给我1500元，小叔700元，而我家婆心血来潮时也给我一些钱，但什么时候她会给，给多少，大概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一方面要靠我那长居小姑家的家翁，一方面和朋友搞点收入不固定的生意，我又怎能对她的支助有更高的期望呢？我怨她不该站在丈夫一边，支持他不增加家用。每次我软硬兼施，要我丈夫增加家用时，她就会拿出一笔补助金给我。我也不敢太过火，以免失去了她的一笔可观的补助金。
夫人，在1984年，1500元的家用，养五个人，绰绰有余。我还有储蓄，还有余钱为自己买些名牌衣著。现在，十九年后，人口增加了，物价也起了50％，用费的种类也增加了，而令我最难为的，是大家的期望也高了。我实在没办法以每月平均2500元左右，来维持这个十三口的家。我计算过了，要维持1984年的生活水平，每月开销平均会达到4000元。每次和丈夫理论，他总是不理，把预算给他看，他草草过目后，只在鸡蛋里找骨头，家用一样不加。夫人，为了家，我辛苦无所谓，但我得到什么？埋怨、中伤、责难。有的说菜多肉少啦；有的说碟子是塑胶的不卫生啦；把厕纸当脸巾用啦‘衣服是哥哥传下的啦、是大减价时买的过时货啦；屋子十年没重漆啦；水喉漏水啦；屋顶漏啦；院子野草太长啦；厕所的坐板裂了啦；满地垃圾啦；不一而足，听了烦死人啦。垃圾是谁丢的？为什么他们不改变乱丢垃圾的恶习？我小婶还背地里说我“打斧头”呢。我气得差点要找把斧头把她的头劈开来。我“打斧头”？我早在五年前，已把我从前积下的私房钱贴光了，现在我还得和几个朋友“做会”，赶到有急用时，可以标到一笔钱来应急。
去年，家翁送了一套塑胶灯饰，里面有棵小椰子树，我的小男孩好喜欢，我小叔却一弹再弹， 还说我一天到晚喊穷，却把钱花在不实际又丑陋的东西上。我不便多说，只悄悄地把实情告诉丈夫。 我何尝不知道家里较需要甚麽？我比谁都清楚！但我可以告诉家翁不要送给我们灯饰， 送给我们。。。。吗？我若这样做， 以后他会把东西送给小姑而不送给我们，免得碰软钉子。
前年，我表妹送了几盒烟花,孩子们都偷偷地玩得好开心，而我小叔至今还忘不了时不时提醒我那是在烧钞票；他没看见我那小侄儿那次玩得多快乐！难道他要我表妹折现送钱给我们？又不见得他表妹什么的送点甚麽给我们！
我小叔已够无知， 我小婶更无知。她爱到邻居谷静嫂家串门子，回来就爱大赞谷家怎样整洁、堂皇，院子像个小花园。。。接着就以鄙夷的眼光在屋内东张张，西望望，然后摇摇头，再加一上句“这里？哼！”。我说我小婶无知，因为她不知道谷静嫂每月的家用是4000元，不是2500元，更何况，她家只有九口，不是十三口；只有家翁家婆， 没有非法移民的私生子、也没有大伯子小叔子。。。而家翁家婆各月给1000元的家用。还有，古家大小都坚守“物归原处，不丢垃圾”的原则，哪像我那小婶，连换洗的内衣裤，也丢在睡房的地板上，等我这黄脸婆替她收拾。还有一点，我小婶是知道的：古家的院子，是雇承包商每月清理两次的。

几年前，我姐姐提议我做点小生意，由我家婆出本钱。开始，小生意还做得不错，每月多了500元左右的收入。后来我家婆要我和她的朋友合股，把生意扩大。我不懂生意，也没时间亲力亲为，而本钱又是家婆付的，我也就同意了。两年后，生意倒闭，血本无归。我虽然怀疑给欺骗，但也没敢向家婆抱怨，更不敢向丈夫说出我的疑点，免得他看死我妇道人家不懂得做生意！

我妹妹也来给我出主意。她说姐夫既然叫你聘请临时工，你就雇个小承包商来修剪你的篱笆，然后把发票交给他付钱吧。我觉得这点子不错。如果他肯付钱，则别的事，也可照办。于是抱着一线希望，找来了小陈，把篱笆修剪得整整齐齐，把院子里的野草拔了，草坪剪了，花木修剪了，添种了，气象焕然一新，大家看了也很开心，还以为我突然得了神助。但当我把发票交给丈夫时，他的脸马上拉长了，变黑了，一场大雷雨，马上降临。发票他还了，但他也在下个月的家用里扣除了那笔数目。我也不能再忍受了，就和他摊牌，以离婚要胁他。他说我们的宗教不允许我们离婚。我想过自杀，让丈夫另娶一个年轻妻子，这样也许他会增加家用，让我的孩子享有更丰富的生活。但我知道，这注是赌不过的。我怎能把孩子的命运，交到另一个女人手上？而且，我爱我的丈夫，我不愿死。

夫人，我丈夫一点也不穷、不蠢、不吝啬。他每四年换一次轿车，以节省维修费。他把孩子送去念独中。他的办公室，装饰优美豪华，设备先进，连秘书也是年轻貌美，能掌握高科技工具的。他唯一令我不满的，就是不增加家用。为什么呢？也许因为我是施拯菊，他是牟世民吧？

夫人，请给我想个办法吧！

施拯菊上

（隽野 二零零三年三月）

First day out of work

How did I feel first day after my retirement?
May be because I have taken three weeks of leave just prior to my retirement after over thirty two years of public service, my first day out of work passed more or less just like any other day in the previous month. I woke up as usual, between 5 and 6 am, meditated for an hour or so, went for one hour of brisk walk, then, as it was my “official” birthday, I have morning tea with a few old friends, who were thoughtful enough to bring a small birthday cake for the occasion. In the afternoon, I have a nap, then practiced singing “Bengawan Solo” for the presentation in the evening when DBKK gave me a farewell dinner which was attended by nearly 100 officers, advisors and staff and finished at midnight. In the farewell dinner, the Mayor and I each gave a speech. As I have given a formal speech during the last Management Committee Meeting on the 3/6/2002, summarizing what I have been telling the officers what they should do in the past 26 months and also a formal short speech during the handing over of duties on the 4/6/2002, thanking everyone and asking everyone to forgive me for any harm that I have caused them as well as urging them to give my successor the same support they have given me, so in the farewell dinner, my speech was very informal, mostly on personal things. I did not write any of these speeches. The idea is for words to come out from my month without weighing them. Let them come from my heart, so to speak. I received a pewter Chinese chess set from DBKK, and three books, one painting, a group photograph, three sculptures and a pewter plaque from the nine departments. It was very thoughtful of them and a present surprise to me. Well, I now think they love me more than I was willing to believe earlier. I took photographs with the presents the next day.
Many people asked me how I felt, expecting me to say either my shoulders are light now that I let go what I have been shouldering or I now have plenty of free time. I didn’t feel much that way. There could be two reasons for that. First, the three-week leave acted as a transition. Secondly, I have handed my duties to a successor whom I have recommended and I promised to advise and assist him for the betterment of the city. But to say I didn’t feel any relieve at all is also not true. After all, now some one else is carrying the heavy burden and I mainly have my own deadline, rather than other’s, to meet. There is definitely that sense of relieve, only it is not very strong.
I intend to shift from one routine to another. I want to have more time for physical exercise and then spend most of my time practicing and teaching Yoga, studying India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and do some research into “ alternate” education. My purpose of studying philosophy is to learn what were the answers of the great philosophers of the world in the past about certain big questions and to try to integrate the three major philosophies for the benefit of our future generations. And by “ alternate” education, I mean an educational approach that teach people to look at each and every situation as a totally new one, rather than treating it as similar to past occurrences and react to it habitually. The intention is not to replace the current approach but to treat them on equal terms.
There were only my wife and I in the house most of the time. But we don’t feel lonely. She has plenty of her reading to catch up and I have mine. The World Cup football has diverted some of her time while I still have unfinished commitments, official or otherwise, to gradually ‘ease’ out from. There are still meetings, dinners, functions, talks and seminars to attend in the next few weeks.
I fully realize I must keep myself fully occupied. I never have enough time to do all the things I wanted to do in the last forty over years and I now will become a full time “hobbyist”.

By Hiew 5/6/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