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亚庇中学学生没有不知道苏子升老师的.
苏子升老师从1950 年代开始到1968年去世,一直担任华侨中学／亚庇中学的教务主任,担任高中部数理教员.我从1961年到1963年在庇中念高中, 跟苏老师学化学和高级数学, 有机会亲聆苏老师的教导, 实属有幸. 今时的我, 苏老师是个很大的因素.
在报上读到苏老师的公子可田兄他们兄弟姐妹,为纪念苏老师仙逝四十周年,捐了一笔五位数的善款,作为庇中第四期发展建筑费的新闻,非常感动,马上找到可田兄的电话,约他叙旧. 不是因为我是现任的庇中副董事长,而是因为可田兄是我中学时代来往频仍的朋友,是因为我恩师的后人不忘父志,继续为庇中作出无私的奉献.
苏老师个子矮小清瘦,走路像猫一样轻快无声,而我们这班小老鼠真的见他就有点像老鼠见到猫.上课时,他会轻无声息的来查课.同学顽皮时就有可能突然发现他就站在身后.他不怒不笑,默然望着你,然后走开,继续他的查课去.顽皮的同学心里有数,自己知道该怎么做.我们“怕”苏老师甚于校长.这“怕”,其实是敬畏.苏老师说话不急也不大声,但清楚有力,话不多,但三言两语就把事说清了,把事办妥了.据说苏老师以前是位工业家,由于时局的变化,流落亚庇,改行教书.当时的教务主任,就像现在的总理,校长就像主席. 校务的管理都由他一手包办,办得井井有条,校长可以不必操心.
苏老师授课,讲写并用,但不罗嗦不把黑板写得满满的.对我来说,是恰到好处.他教的新东西,我很快就明白.我记得我初学微积分时,听苏老师讲解微积分的基本概念,一步一步紧跟,一个新的概念,难懂的概念,就赫然摊在面前,明明了了.我就这样打下坚固的微积分基础,对以后学理工,帮助很大.跟苏老师学化学,我没留下什么印象.但苏老师对我一生发生最大影响的事,就在上最后一堂化学实验时发生.
三年师徒关系,有三件事,我记得最清楚.
第一件事发生于考三角学时.我正在埋头苦干作答时,他突然出现在我身旁,轻手拿起我的函数表,一页一页的翻查.我心里很不以为然. “你当我是什么人? 我也要作弊吗?”但考试压力实在大,我没闲也没力生气,我必须集中精力作答.于是就不理他,由得他去翻,反正我没存心作弊.翻完了,他就轻轻的放回去,轻步走开;也许继续去翻别人的函数表去了.函数表这玩艺儿,七十年代以后的中学生也许没见过.那不是一张表,那是一本有很多张表的小册子,在六十年代计算尺/计算机还未出炉时,三角几何的函数,都印在这本小册上.考过了试,我很快就把这事放下,不再生气他.倒觉得他大公无私,不偏心,不护短.许多老师都护短,对成绩好的同学偏心,赏识有加,我当时因为不懂赏识教育,对老师的偏心,不大有好感.对苏老师的做法,就更钦佩.后来才理解到老师的赏识对我在学习上的重要性.考试的压力实在大.我自己的经验,可以“一生难忘”来形容.我老来还做考试的梦,梦见自己考得不好,或者对考试没有充份的准备,心里不好过.对子女的考试成绩,我一向不注重,以免他们像我这样做恶梦.其实我念高中时,对考试名次,已毫不在意.我和好友黄强国兄,都有意相让.强国兄是小学和初中会考的状元,高中毕业后我们一起考进沙白学院,到外国念土木工程课程,回来一起在都鲁必开山辟路.一位泰国警官,被控于1972年,在一架载了他情妇与女儿的飞机上置了计时炸弹,把飞机在越南上空炸毁.强国兄就乘上了这班机.黄妈妈失去了一位孝顺儿子,我失去了一位同学五年共事一年的挚友,沙巴失去了一位能干的工程师.那位警官得了一笔保险赔偿金.事后十多年我还常常梦见强国兄这位苏老师的高徒.
第二件事是苏老师说服我报考大学预科.那时在沙巴只有沙白学院和诸圣中学开办大学预科班.早些时候,几位同学都报考,我领了报名表,却犹豫不决,没有呈上去.那天上完最后一节化学实验,我留下来帮苏老师收拾实验室.我是班长,班长特别多额外工要做.他问我为什么没报考,我照实答了,他不同意我的看法,并详细为我分析各种选择的可能后果,力劝我报考.我第二日把表格呈上,以后考上沙巴学院理科预科班,到澳洲念工程,走上我今生走的这条路.
人的一生会面临许多大大小小的选择,有些选择对我们以后的影响会很大.作了选择,若走回头路,会浪费很多时间与精力,会失去一些机会.所以我很早就学会不走回头路.但偶尔回想这些选择,倒也有趣.假使我不报考沙白学院,我大概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去台湾;一条路是进入新闻界.去台湾的话,我可能选修社会系,也可能选修物理系.我可能不回来沙巴,也许变成美国人.那时侯,在台湾念书,每月用费大概是马币70元.我有五个弟妹,我父亲是不可能为我凑这笔钱的.这条路是不好走的.我父亲当年很希望我就业.我手无缚鸡之力,最胜任的,就是写东西.我那时已有写稿的经验,新闻界也有朋友.所以如果不是进了沙巴学院,我从事新闻业的机会较大.如果我进了新闻界,1969年我的命运会不会和新闻界的一些朋友一样? 这些朋友中,有人事后改行,有人不得志,当然也有人坚持到底,有人很成功.但如果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依我当年的性格,我很可能会变得很偏激.今日看来,那不是我真心想要的.我对自己走过的路,还是较满意.对苏老师说服我报考理科预科班,我一直以来,都认为是我此生的转捩点.那个年代的沙巴,还不叫沙巴,而叫北婆罗洲,我没听过辅导这个名词.中学毕业生的升学就业问题,都不是问题.工作等着人,进大学就选读热门科系或由大学分派科系.结果当然有人力不从心有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我不敢说我喜欢工程,但我至少学以致用. “行有余力”, 还读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苏老师的辅导,起了有效的作用.
第三件事是我和苏老师的最后一次见面.1968年澳洲大学放暑假时,我回来沙巴度假,到了亚庇,听说苏老师病重,就约了可田兄带我去看苏老师.到了老师府上,见老师卧在床上,很瘦弱.他见了我,显得高兴,提起了右手,想和我说什么,却说不出话来.他想要吩咐我什么吗?他想告诉我什么呢?还是想问我什么呢?我不知道.看见他有话要说而说不出来的沮丧,我心里非常难过,赶快安慰他后匆匆逃走.
1968年我永远告别了两位老师.另一位是倪谷耕老师.倪老师是我在斗湖政府中学念初中时的华文老师,我跟他学文言文和传统儒家思想.1968年我去拜访他,他坚持要知道我那天离开斗湖,他要去送行.我拗他不过只好告诉他.我离开那天,他真的到飞机场去,频频叮咛,依依不舍.那时我认为他太婆婆妈妈.几个月后,传来他的噩耗.原来他患了癌症.他送机时已知那是我们的永别,而我还一味以为他迂.这种年轻人的鲁莽,是人生无法补救的遗憾.
四十年转眼过,如果还健在,苏老师应有一百岁了.那天联络到可田兄,他就冒了一句“我们都老了”.苏老师育有子女八人,分布亚美欧各洲,都事业有成.我只认识可田和式芬,他们都住在亚庇,式芬的夫婿,正是好友强国兄的哥哥.他们今天秉承父亲遗志,继续贡献庇中,令人钦敬. 苏老师的许多门徒,在社会上各领域也有骄人的成就,对母校也关怀备至.苏老师在天之灵,可以得到安慰.
陶正 2008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