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华人思想兴革

读了拿督曹德安在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７日于亚洲时报发表的“再谈华人思想兴革运动”后，觉得在这方面自己也有一些意见，可与沙巴华社分享; 同时，也有个心愿: 希望更多华人，能不吝提供他们的意见，给大家参考。既然搞起运动来，就该多点人来搞，不要弄到不汤不水，搞了十多年，还似在原地踏步，令有志者有识者追随者灰心失望、大众失去信心。


（一）乡团与血缘组织：我年轻时非常反对乡团组织。那是出于年轻人的大同世界的理想。现在六十多岁了，此理想犹在；但对达致此理想的方法，有较现实的看法。总结三十多年的办事经验，我现在主张：远景要理想化，行动要务实。在这前提下，我以为，我们也可以通过已有的乡团组织，来达到部分的理想。通过修改章程，选拔拥有合时宜思想的会员为理事，已有的乡团，正可以扮演领导思想兴革的角色。但不要再在同一个乡团中分出去，再组织新乡团。历史未必必然；但大马的历史有太多乡团、政党只有分裂、没有合并的例子。我们若要团结，就必须以此警惕。权力欲和面子驱使好些人才去争夺理事的位子；另组新团新党，位子增加；合并位子就减少。这就是分裂易、合并难的现实主因。大家如果要团结，先不要把现有乡团分裂，也不要组新乡团，不要组新的血缘团体，努力强化同乡会联合会的内聚力。亚庇华人同乡会联合会成立到今已二十多年，会员有增无减，（这是好现象吗？），实权和效力恐怕远落后于大部分的成员乡团吧？这表示甚么？个人以为，这表示个别乡团现阶段有其存在的客观条件和价值，要搞思想兴革，乡团的影响力，不能忽视。至于乡团里女权的问题，是否可以通过修章纠正？大家不妨考量考量。扩大会员资格容纳“外嫁女”和“外乡”媳妇，规定女性理事的最低人数，都有助提高乡团内的女权。女性要求平等或公平，最大资本是经济独立。这一方面是要靠女性自己去争取，一方面靠父母提供与兄弟平等的教育。做母亲的先不要有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才好。。。。乡团现阶段实力还大，比较务实的做法，不是解散乡团，而是从事乡团的内部革新，令其符合扮演领导思想兴革的角色。一般乡团的联系网络也广，有者是全球性的，在全球化的时代，这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力量，华社应善用之。

（二）不同教育背景：大家有没有认真考虑以不同的语文学习中华文化？要学习中华文化的精髓，当然要靠中文。但是，以我们现在一般在籍学生的中文程度，是否胜任学习中华文化的精髓？我看未必。学点基本的文化倒是胜任的。　既然如此，我们要问：能否以国语或英语学习基本的中华文化？如果可以，是否应该在这方面下手？这不止可让不同教育背景的华人学习中华文化，也可让友族学习基本的中华文化，以加强各族的互相了解，让友族分享中华文化的益处；处在全球化的伊始的今天，中华文化是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文化，地位重要；文化上，经济上都重要。请大家来考虑考虑此一看法。

（三）不同宗教：　华人信仰的宗教都教人向善。被教向善的人作出大大不善的事，岂不矛盾？但自古以来，宗教和种族，常常成为战争的导因。这不是宗教的本意，而是人们内心深处的情绪被有心人煽动所致。不同信仰者的容忍以及传教者（不限定于职业传教士）只说自己宗教的好话、不说其他宗教的坏话，是不同宗教共存并进的必需条件。要了解自己的宗教尚难，了解他人的宗教更难，所以，务实一点，采取容忍的态度，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四）女权人权等：关于女权，还是那句话：女性须谋经济独立。经济不独立，要争女权是非常费劲的。女权不能靠男人赐予或施舍，要靠女性自己努力争取。现在是脑力重于体力的较文明的时代，女性已渐占便宜了。倒是大男人要开始顾虑自己的自尊心呢。君不见大学里女生比男生多吗？

（五）礼多人不怪：礼，在儒家思想中，主要是指“制度”。在我们的社会里，礼，主要是指“礼貌”和“礼让”。而我们看到的“礼貌”和“礼让”，多很形式化。拿督曹说的“来宾致词”，对该来宾，给足了脸；对其他来宾，可能给足了罪受。这算是有礼吗？是对少数人有礼，对多数人没礼？来宾在台上说话，台下的人很多各说各的。不管台上的人说什么，说多久，台下的人在喧哗，算是有礼吗？校长训话，学生在吵，这算是礼貌吗？各位不妨去问问认识的中学老师，这种现象普遍不普遍。在校如此，以后会如何？学生为什么不爱听训话呢？是成年人滥用训话的机会吗？是我们不了解孩子吗？是我们在间接培养他们不礼貌的习惯吗？请大家来检讨一下。至于“礼让”，在公路上我少看到；　看到的多是“没耐心”，发脾气，闯红灯，超速驾驶，。。。发生意外时，就多找些籍口，把责任推给别人或车辆。我们也没有美国人排队的精神。“插队”的人倒不少。

（六）守时：亚庇的华人乡团提倡守时，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了。效果如何？这两三年来，我曾在亚庇，山打根，斗湖参加过婚宴。在山打根、斗湖，办３０桌的婚宴，迎宾的时间大约是３０分钟。注明七时的宴会，到了七时三十分，客人大抵来齐了。在亚庇，注明六时三十分或七时的宴会，多数要到八时才能开席。这是我的个人经验，不知大部分读者是否有相同经验？政府方面，部长们多数很准时。我曾遇过一位友族首席部长，因怕塞车而早到十多分钟。华人部长，以我所知，都很守时。我曾参加过一个由本州部长主持的会议，过了预定开会时间五分钟，部长没到，副主席就宣布会议开始，自己主持会议了。我有位同事，到吉隆坡开会，迟到五分钟，吃了闭门羹。守时是对与会者的尊敬，是高效率行为，是节省。有位朋友告诉我，二战结束时，柏林的最后一班火车还是准时到站。这是何等的精神？在亚庇，最准时的集会，是崇正中学的表演会。说七点正开始，司仪准七时正宣布开幕。这是华社“守时”的希望。在“守时”这一项上，请大家向崇正的孩子学习吧！

（七）开会：这二十多年来，我参加过上千次会议：政府的，专业团体的，华社的，都有。总的来说，我最满意专业团体的会议，政府的次之，华社的最糟糕。糟在哪里呢？与会者不懂会议常规或懂而不守会议常规。其次是不同意议决案者不尊敬或不愿贯彻议决案。这些都可以说是没有民主精神的后果。开会是民主程序的一环，也是贯彻团队精神的手段。华人要有竞争力，学会有效地开会，是有必要的。政府有一套教人开会的文件，大家可以借来认真学习。一些管理学书籍也有类似文件可供参考。

（八）不了解政府的政策和操作：大部分华人不明白政府的政策和操作，白白失去了不少政府提供的机会，而心理上又产生对政府不满和不信任。不愿持续学习，喜欢天马行空，不但不了解政府，也不了解时局，不了解世界大趋势。结果，牢骚多多，吃亏的是自己。二十一世纪的现在变化比五十年前快速激烈得多，如果不持续学习，很快就会给抛在后头而吃大亏。

（九）不愿意正式发表意见：喜欢在茶店大发伟论，说得头头是道，天下无敌。但在正式场合，大部分华人不肯说话，怕出错，怕出丑，宁为牛尾，莫为鸡头。结果大约有两种：　一是埋没了宝贵的意见，二是没机会听到别人批评我们意见的错误，一直自以为是，错误到底、到老、到死。我们变得被动、无奈、被主流遗弃，满腹牢骚，可怜兮兮，只好躲到安全的地方发发牢骚，发泄发泄。我不是在骂你；我也如此，以后我们要互相勉励，纠正这种态度。个人如此，社团也如此。在２００４年４月中华大会堂代表大会上，主持会议的署理会长透露，华堂发出一百多份问卷，询问会员对首长轮流制的存废意见，回应的会员不到十个，而且，其中还有表示“没有意见”的。首长轮流制的存废，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族人的感情上，都是件大事；而华堂的会员，都由华人领袖领导，如此的反应，表示什么呢？华人领袖不关心？怕事？无奈？逃僻？还是大多数华人爱“明哲保身”？

（十）不“见义勇为”：几年前，一位学生光天化日之下在闹市被摳至死，是个极端的例子。如此态度，容易助长恶势力的滋长。

（十一） 贪小便宜：粤语的“挽笨“，客语的”怂鬼落潭”………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心里。中老千之计、顾目前利益而不理长远利益、固步自封、贪自家方便，不顾全体利益，包括乱丢垃圾………多是因为这种心理作祟。

（十二） 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他人：许多人没有自己承担的勇气和力量，爱把错过的责任推给别人，令自己心里舒服。但诿过于他人，并不能解决问题，可能还会加深问题。家人之间、同事之间、邻里之间，常因此造成许多误会和纠纷。

（十三） 低估他人：华人多有民族优越感，常高估自己，低估他人，尤其是外族人。尽管我们对孙子兵法中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背得很熟，但却不会应用。

（十四） 勇于内斗：这在华人乡团政党内常常上演，精彩之极；看了令人心酸。华人竞争力强，协心力不足。一对一胜于日人，一队对一队就完了。竞争力是我们的长处，用于内斗，不管是什么团体的内斗，破坏力都大。如果竞争力能加上协心力，即使不“无往而不利”，也大占上风了。内斗是人力资源的大浪费。人力资源是此一时代的最大资源，请莫浪费。

（十五） 守法精神：我国承继了英国的法律系统，修正了英国法律以符合民情与时代，但我们执法不严，一般人守法精神不足，小部分人玩弄法律。法律需要道德作后盾，但道德力量所不及的地方，正需法律来弥补。在两者互补长短之下，社会秩序得以维持。我们爱高唱道德而轻视法律的作用，少用道德来维护法律，使法律发挥更大的力量。在这方面,中国学者总结的出路是: 公平清晰的立法;公正严谨的司法; 公开透明的行政; 公众控制的媒体.华社也许没这么大的力量在这方面影响国家,但华社可以在华团发挥力量,朝着这方向前进.


以上各点,属于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但因此也是属于久积于心的话.随手写来,不成章法. 有些中听,有些大概是不中听的,不具娱乐性,但也可消遣,不能说毫无用处.


陶正 2004 年写, 2008 年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