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December 16, 2007

忆父亲

父亲于 1990 年 12月14日去世至今,已十二年余了。每次看到内厅墙上他的遗照,都觉得他犹在人间。他的音容,犹深印在我的记忆里。我并不觉得他已远离我们而去。人的记忆,就是这么奇妙。
父亲于清宣统元年,即 1909 年生于广东省潮安县长美乡。我的三弟四弟,就是以乡名来取名的。其实长美乃是“长尾”的美化了的谐音。父亲是老幺,上有大二三姐和四五哥。但我的堂兄弟都称他为三叔,是因为排行时没把姑姑算在内。父亲12岁那年 (他说十三岁,是中国人的传统计算法 )和两个哥哥随我祖母来南洋北婆罗州斗湖。我祖父好象是先他们而来的,而我的三个姑姑,那时大概已出嫁了,留在乡下,没有出来。父亲老年也常通过第三者和我的一个姑姑通信。我这位姑姑很想念他,他也常惦念着她,但每次她约他回乡见面,他总不想去。结果,毛泽东去世那年,与毛同龄的这位姑姑,父亲最后生存的兄姐,也去世了。我二伯二十多岁未婚早逝,我大伯也于五十多岁时就去世了,父亲比祖母长寿,祖母活到八十岁,父亲去世时,已八十一岁了。
父亲只受过一年半的私塾教育,没上过现代学校,但因为天生聪颖,他自习中文,到了可以阅报的程度。他一生主要以务农为生。于 1923 年左右在“灯楼” ( Tinagat )种了十七多英亩的椰子树,后来于1976年,又于椰树下加种了可可以增加收入。在非常时期,在椰园未有出产时,他当过渔夫、也当过日本人大型树胶园的植树工人和工头。我出世那年,或下一年,因为“灯楼”是军事要塞,日本军把这一区的人都赶走了,我们一家,和我堂叔义保叔和一家同宗的比我高三辈的佑存老祖叔,搬到“犀牛港”( Membalua ) 开辟原始森林,种稻和其他农作物以及打猎、捕鱼为生。那一年多的时间,这三家人,和其他许多同时期的斗湖人一样,要自给自足,完全没有和外界贸易的机会。早期还可以下海捕鱼,后来战事紧了,日本军禁止人民出海。种植农作物和打猎,可以糊口。最大的难题,是药物缺乏,维他命B 缺乏,许多人患脚气病、脚溃烂,也有不少人因病致死。
在山打根、斗湖、亚庇这三个潮州人较多的城县里,大部分的潮州人都是经商的。父亲是稀少的例外,和许许多多的客家人一样-务农为生。经商风险大,但大部分的潮籍商人,都很成功,收入都比务农的人高得多。因此,我父母都很羡慕商人。他们自己很老实,没经商的经验和本领、本钱,却希望我们兄弟从商。在他们的心目中,务农是没出息的,唯有经商,才会赚多钱。我家有几位经商的亲戚,他们的收入都很好。他们是我父母经商赚钱的活证据。我大哥首当其冲。他一离开学校,我父母就安排他到“永盛”去做学徒,学习经商。后来又去了“沈华成”。这些都是潮藉友人的商店,我父母的意思,是要我哥哥去学习经商赚钱之正途。可是我大哥自小的志愿和兴趣,却不在经商,也不是务农,而是做个机械师。他后来终于离开“沈华成”,做“的士”司机。这和做机械师就比较接近了,但后来他发觉整天驾车好辛苦,改行做汽车保养vehicle servicing。严格地说,这不算是做机械师,但总算是同行了。我哥哥终于没入行经商,我当一生公务员,我三弟四弟也打工一生,我妹妹和妹夫曾经经过商,但不成功,只有我小弟,学的是农科,却改行经商。他是我父母唯一从商有成的儿子。
我自小喜爱文学,念中学时,我的零用钱,几乎都进了书店。父亲对此,有句名言,是要懂得潮语才会欣赏其妙处的。他说:“儿呀,你都把“纸字”变成了“字纸”了。“字纸”是有字的纸,指书;“纸字”是潮语钞票之意。
我念完高中,接受苏子升老师的指导,报名念中六,希望能得到奖学金,出国留学。而父亲之意,是要我就业,帮他培养五位弟妹。我当时不愿意,颇苦恼,虽有助学金,却不足用,只好在课余和假期做家庭教师,赚钱来补不足之数。我父母则要撑多五六年,我到大学毕业后,才能在经济上帮助他们。那时,我五弟已因病去世,我三弟四弟也离校投身社会了。只有我妹妹和小弟还在求学,我父母的担子也自此较轻了。
单靠卖椰干的收入是有限的。在60年代,一个月只有二百元左右的收入,生活很困难。我哥哥和三弟曾经建议在椰树下加种可可树,父亲开始不答应,担心会伤害到椰树。这些椰树,是他亲手种的,他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要砍他的椰树,何异于伤害他的子女呢?到了1975年,邻家开始在椰园加种可可,生长得很不错。父亲自以为我们的土地贫瘠,其实这是他的偏见。 Tinagat的土壤,属Brantian formation, 是中等肥沃的农业土壤,很适于种植可可。父亲看到邻居的情况不错,可可苗长得很好,椰子也没受伤,再加上邻居是 BAL 大垦殖公司的高级职员,父亲对他的农业知识有信心,于是,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先在住家附近试种几棵可可。我建议他不要刻意施肥,但他却没照做,他特别给可可苗加肥,以致它们长得很茂盛,几个月后,就大量地种起可可来了,一共种了至少十二英亩。两年后,开始有收成,那时可可价很高,每顿六至八千元。在 80年代,可可收入成为他们的主要收入,而椰干则成为副业,收入远远落后于可可豆。他们的生活,自此真正改善,进入“小康”之境。而椰子树则因为分享了可可的肥料,也产量大增。但六十多岁的椰树,高达六、七十尺,树叶茂盛,果子累累的后果,是不少倾斜的椰树,在大风雨之夜倾倒。这之前,没人敢向我父亲提到砍椰树。这时,他自己给危树“打针“,用钻在树身钻洞,倒入油渣,使树自干而死而落叶,以减少椰树倒下压死可可树的危险。
我未上学已开始喝黑狗啤,是父亲带我喝的。另一位和我两父子喝黑啤的是拿督沈清榜的父亲祥郡老叔。我幼时偶尔看见父亲因喝醉酒而呕吐。父亲也抽烟,但没有传给我。我之不抽烟是因为我早抽烟。我念小二时,和同学到灯楼海滨远足,一位陈姓同学带了一包香烟,我抢了一支,点了,大口地抽。这一抽可好,差点把我呛死了。这个经验,印象深刻,影响深远。我一生没烟瘾,就是怕呛不敢把烟吸入肺部。父亲六十多岁戒烟。当时我已移居亚庇,没逢其盛。许多人戒烟如上战场,做作甚多,戒了又吸,吸了又戒。父亲可直截了当,把烟一丢,就戒了。由吸烟,改为喝绿茶,一点也不困难。也许是他住在山芭,家里没烟,不能闲来无事,吸支玩玩。所以就戒断了。
父亲一生没戒酒。他六十岁之后,很少出外。一般上,每月到埠上理发一次。其他时间,都在家园里,早睡早起,白天在园里劳动。他的身体很强壮。有一次,他病了,发热,去看医生。医生诊断是虐疾。我还不大相信。因为他没有冷到发抖的病徵。但医生既然这么诊断,这么配药,就让他把药吃完再说吧。吃完药,病也痊愈了。那是我第一次碰到患虐疾而不发冷的人。父亲年轻时就开始喝酒。但他没多喝,一次只喝一peg.他多喝中国酒,“诒阙斋” 是他喝得最多的。我买竹叶青给他,他也喜欢,给他喝白兰地,他也喝,茅台太浓,我喝不下,他却喝得有味。本来他只是晚饭才喝的,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大概那时已六十多岁了,他除了在晚饭时喝,午饭时也喝了。但每次还是一peg.后来,早上起身也加了一peg.本来,用小酒杯,后来,杯也不用了。就从瓶里喝,但还是一天三次,每次一 peg左右,不多。一个嗜酒的人,能做到这一点,是何等的自律呀!他老年只有喝酒喝茶听潮语广播的喜好。做儿女的,也不拂他意,尽力来满足他的嗜好了。我们还曾给他喝XO,他自然是识货的。不想他在81高龄,却两次中风而辞世了。我祖母也高龄中风,半身不遂三个月才辞世,先父却于90年12月13日辰8时多第二次中风,14日晨四时就走了,没受病魔折磨。
父亲去世时,我在亚庇。一个多月前,他到埠上去,拜访了老友拿督沈清榜,和我堂叔义保叔共进午餐。这是他二十年没做过的事。他似乎有预感。他还对母亲说,他自中国空手而来,现在子女都成家了,车子可以直驶到屋底下,他已没什么遗憾了。他又常常问母亲我为什么这么久没来看他。
12月14日,我们一家早上7点多赶到斗湖,他已去世。他的脸,是祥和的,他是带笑而去的。我一直以为他可以活到九十岁,真没想到他会去得那么快。我老家这条村有好几个老人活到九十多岁。在山芭里,空气新鲜,山芭人日日劳动,身体健康,寿命长是不奇怪的。八十岁之前去世,在这条村算是短命了。
父亲年轻时,在“灯楼”开辟山芭,养了很多狗,并以打猎野猪来提供食肉。他六十岁以后,可以说是过着隐士生活,心很静,与人不大来往,吃得很清淡,生活简单有规律,没什么烦恼。这也许是长寿的原因之一。
父亲虽没受过正规教育,但他具备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的思想。他说的话,给我们的教诲,说得虽简扑,却很有哲学意味。我是很受他这方面的影响的。
开收音机听潮语广播,听潮曲, 差不多是父亲的日课。潮语电台有限,他每天都准时收听。他的收音机,大概用了二三十年,是电晶产品之前的古董,60年代的产品,今日看来,是庞然大物,身长约两尺,高一尺,好象是荷兰产品。除了这三样嗜好之外,父亲的生活,够得上是“清心寡欲”的。他老年不与人争,不与世争,没什么要求。世态炎凉,他看透了,也安然接受了。年轻时的盛气,早已磨尽,二十多年的“隐居”,早把“世尘”自心中涤尽。临终前,他除了有高血压,身体很健壮,没什么病痛,他很满足,很平静,也认命。他常对我说,阿妈(祖母)活到八十一岁,我也差不多了。他很自豪于他母亲的长寿,而不以为自己会比她更长寿。父亲比母亲大十岁。母亲没上过学堂,不识字。父亲多少因此有点优越感。母亲又是个嫁鸡随鸡,任劳任怨的养女,一向都顺着父亲,默默地忍着,心里有压力。父亲去世后,她少了一层压力,加上有心跳病不能太过劳动,身体倒慢慢胖了起来。父亲临终的前几个月,为母亲准备洗澡的温水,还对她说对她不起,一生都没好好照顾她。
为了生活,父亲年轻时常到后山打猎。临终前,他常和母亲及弟媳提起,并说他不知最后的日子将会怎样,心里颇后悔年轻时的杀生,对报应颇恐惧。父亲不是佛教徒,这生大概也没人对他宣说佛法。他对天主教则多少有点排斥。其实,他不知什么是天主教、基督教,家里是拜关公和祖先的。不过那是我祖母和母亲的事,我父亲既不反对,也不参与,大概是祖传的,他也默许。他并不迷信。
父亲中年有个愿望,那是母亲生了五个儿子再生一个女儿时,他希望有五男二女。好象潮洲人说五男二女是大福气,所以,我母亲四十岁时,又生了我小弟。那时,我还在斗湖念初中。我们兄弟姐妹,都是在家生产,祖母或父亲接生的。我那时虽只十多岁,却亲眼看到我父亲因生多一个儿子而失望。但这个小弟,却成为我母亲的宝贝,也是我们兄弟之中,最孝顺母亲的孩子。我妹妹则一直是我父亲的掌上明珠,连出阁那天,父亲也亲口吩咐我们陪妹妹到夫家。我妹妹和她的哥哥们一样,承接了父母鲠直的遗传,也遗传了父亲的金口.在众嫂嫂间,她听了许多是是非非,却不传一是非.这是她的可爱.我们兄弟,平常相对,多默默无言,但外人是不知道,如有大事,我们是一条心的.平时生活,各有伴侣,伴侣的背景生活习惯不同,为了各自家庭,我们都各自经营各自的家庭,让孩子有个较美满的成长环境,把兄弟一心那条链藏起来,但一旦有大事,这条链会比什么都坚固.我看她们妯娌之间,也未必明白这点.孩子们更不用说了.不过,除大哥外,我们每人都只有两个子女,而他们兄妹/姐弟之间,可能也存在着同样的无形的链.
我大哥十五六岁就离家.我父亲租了拿督沈的山芭时,我和父亲两人常在此山芭工作,一起去和拿督沈的父亲喝黑啤酒.那时我念初中,人也很成熟,常和父亲讨论问题.那时我们很接近,我以一个刚发育的少年处于反叛的年龄,当然和上一辈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我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我对中国传统和革新文化,都比同龄的人知道得多,皆因为我把不少的”纸字”变成”字纸”.对父亲的看法,虽多不能同意,却能以较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去了解.因为这样,我比较了解父亲。知道他的思想并不肤浅,并不是一个只上过一年半学,大约只能看懂报纸的农人能有的。我很钦佩他的思想深遂,态度豁达。这不是一般的模仿父亲、崇拜父亲的心理。我五十岁以后,认为大部分不懂华文,只懂英文,甚至念了英文大学的华人,骨子里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看法,大概奠基于此。我多少能接受轮回之说,也与此有关。父亲今生没念过儒释道的书,前生或许有?要不然,他的朴素的儒者释家道家之风,又是如何来的?他自己怎样说出不少合于三家思想的论调? 我之喜欢哲学,也许受他影响或遗传?
潮州人传统上有三个名字,一个是出生时取的名,一个是小名,如阿猪阿狗之类,一个是书名,是上学时取的。除了妹妹和小弟,我们五兄弟都有书名。书名是按辈分取的。名字的第一个字代表我们的辈分。我祖父是金辈,父亲玉辈,我们陶辈 (看来是越来越不值钱了)。我们的下一辈是殷辈。我大哥的书名是陶忠,我的是陶正,都是父亲自己取的。一忠一正,代表了他的为人态度,他的儒家思想。
根据现在政府的定义,在60岁之前,我父亲的收入,是在贫穷线下。但如遇亲友有难,父亲总是慷慨的。有人来投靠他,不顾母亲反对,他总收留他们。有时一住整个月。他本来租拿督沈的山芭,后来却让给更有需要的朋友。有人向他借钱,他明知有去无回,也大大方方把储蓄拿出大部分来。如果真的没办法,他也会带朋友去找别的朋友,如祥郡老叔等人。母亲为此颇有烦言,但父亲总无言以对。我的物质条件比父亲好,也多少有他的遗传。朋友属下向我借钱,我虽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但很少让他们空手而去。有时明明知道他们是在讲谎话,心总硬不起来。事后就以“算是拿钱买个经验和明白一个人”来安慰自己。

2003年 11月邱记

1 comment:

Unknown said...

我很喜欢写父亲的这一篇。文笔朴素清新感人。